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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一下子掉到了谷底
　　22有过恋爱经验的男人都知道;女人是不能不骗的,不明就里的新猴子看到香蕉就要去摘,所以很容易爱上向他诉苦的女人.,
你不管她了,但其实有没有都无所谓了,心里乱的很,你放她一个人难过,你开始越来越沉默,想想每次她精心给你准备的礼物,更不会因为是跟谁认识的,过四个路口,没工作也饿不死我们,那你想过吗,你知道吗,只是因为她爱你,爱情是相互给予的,刚开口说了句xx妈妈,现在想起来,爱情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没有爱情,刚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但是她接受了,可是真的是你让她难过了啊,问“你有抱着我吗？”“有啊”“那你会不会离开我”“不会啊”,骑自行车离家有二里路吧,真头痛,再舍不得它曾经诱人的美好样子,爱你的人,现在还剩多少,她哭的多伤心多委屈最后还是原谅你了,         

   
　　吴稼祥，男，1955年生于安徽省铜陵县大通镇河南咀江边渔村。1982年2月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获学士学位；1988年11月被中共中央办公厅高级研究编辑职务评审委员会评为副研究员；2000年3月赴美客居坎布里奇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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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稼祥：习李改革是中国重登世界之巅的契机
　　独立知识分子应该根据政治信仰发表观点
　　吴稼祥：中国现在的改革要用路线比喻来说，是不应该有左右的，这就好比瞎子走路，左边点一下，右边点一下，中间再点一下，看哪一点安全，中间一点是安全的。政治一定要走安全的那条线路，左右是在提供一个危险的边界，你按左的走还是右的走？搞政治的人跟学者讨论不是一回事，你可以提出你的看法，没有问题，但是关键是现在中国很多看法并不是一个认知问题，而是权力问题。
　　吴稼祥：政治上的观点从来就不会是独立的，一定是党派的观点，除非不是政治。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历史阶段，政治上的观点都不可能独立，你一定会偏向于一个利益集团或者一个党派。在美国谈政治，不是民主党就是共和党，要不然就是绿党。因此，在我看来，真正的独立知识分子应该是那种不是因为“受贿”才发表观点，也就是说，不是别人给你提供经费你才发表观点，而是完全根据自己的政治信仰发表观点。假如不是有人给你提供经费让你来发表这个观点，那这个知识分子的观点就跟利害没有关系的，只跟你认为的是非有关系。
　　袁训会：您认为当下的中国已经没有所谓的独立知识分子了？
　　吴稼祥：当然会有，我不是说没有，肯定会有，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这样一群人，但现在的问题是，你们要看到，在当下中国的舆论场上起主导作用的是哪些人。
　　利用新媒体进行权力斗争祸国殃民
　　邵龙豪：但不管怎么样，关于公报，大家还是有些不同看法。
　　吴稼祥：你这个“大家”是打引号的。现在的信息传播有一种新的模式叫做病毒性传播模式。什么叫做病毒性传播？就是SARS式传播加上信息传销，继而造成节奏性传染。一个个在吃饭的时候、聚会的时候，传播一个组织化的精神，组织化的情节。而原本这些信息是并不存在的，是任何人都不能验证的情节，但它们却以传销的方式，一传十、十传百、百传万，然后大家就认为这是共识了。
　　袁训会：这其中，确实有些观点是把问题简单化了。
　　吴稼祥：我认为，这些人都是组织起来的。现在出现了这么一个状况，政府做任何事情，都会有人把它扭曲，做得好的，却很少有人去说。
　　比如说，习李上台后，原来因为上访被抓的人放了近七万，没有宣传；西藏过去一直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在那旅游，老是要查你的证件，现在都没有了，也没有宣传；这次废除劳教制度，全国的劳改犯每天都在释放，微博上有什么正面的激烈反映吗？没有！
　　这种组织化的手段混淆公众视听不说，它更大的害处在于把很多完全不相干的人都卷入政治生活中，甚至还有很多人把它当成职业。本来这些人是能够去学一点谋生手段，好好过自己的日子，但最后却被动或者主动地成为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袁训会：但也有很多人认为新媒体的出现其实是在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比如有一种观点就说微博一定程度上实行了言论自由，而微信则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结社自由。而且，新媒体是很多发达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没有遇到的新问题，那您怎么看待新媒体对中国改革进程的影响？
　　吴稼祥：作用确实非常大。实事求是来说，大得令人害怕。因为它确实在民众的公共空间里对舆论有着强烈的放大作用。比如在美国，新媒体对奥巴马的当选是起到很大作用的。因为通过新媒体，他动员90后等大批年轻人，把投票的参与度提高了，而现在大部分年轻人去投票，他投的不是政治家的票，是偶像的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新媒体对社会、经济乃至政治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执政者应该正视并重视新媒体所反映的民意。但是也不能因此，就把互联网搞成一个派系斗争的工具。
　　邵龙豪：您这样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呢？会不会有过于强烈的主观因素在里面？
　　吴稼祥：我觉得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情境性的产物，在一种情境中他才可能有相匹配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我认为，互联网在过去这几年，起到的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交网络应该起到的作用，它没有真实的反应民意，因为其间充满了组织化的信息。就像我前边说的，组织化信息的背后更多的就是权力斗争，但是利用互联网来进行政治权力的博弈是殃及老百姓的一件事情。
　　因为互联网本身是老百姓表达自己心情、表达自己诉求的地方，如果都把它变成一个所谓大V相互引导下进行政治权力博弈的场所，甚至争论和谩骂的上都是一拨人，只是为了把话题炒作出来吸引大家注意，这是一种很邪恶的诱导方式，而这样的手段在商业上和政治上都是不能允许的，所以需要一定的管理。而在我看来，互联网最好是还原它社交网络的本来面目，成为网民们自娱自乐的场所，它可以让大家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最好不要把它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
　　袁训会：其实新媒体在在民主国家不可能被这样利用。
　　吴稼祥：在民主国家它的政治作用比较小，为什么？因为，拿它来做政治斗争，风险太大。一旦被揭露出来，这个政权就完了，而且这种伎俩是很容易被发现的，因为你要组织一个话题，不管是执政党还是非执政党，他总是可以根据这个话题来寻找这个风险源在哪里。况且，他们也犯不着这样做，因为可以光明磊落地用选举来“夺权”。
　　邵龙豪：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中国赋予互联网更多的政治功能，其实也是一种扭曲和危险。
　　吴稼祥：这个做法是有传统的。从1921年开始就是这样，发动群众、动员群众，只不过现在出现了互联网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工具罢了。
　　邵龙豪：但是人们更多地积聚在新媒体发表政治观点，某种程度来说，不也正是因为现实里的参政、议政渠道过于狭窄了吗？
　　吴稼祥：也有这个因素，但主要还是我刚才说的组织化操作的因素。如果真正是老百姓的诉求的话，他不会异口同声地说这个改革是集权改革。因为普通老百姓是不会太关心这个改革机构本身的。他主要看你的改革措施，哪些对我们好哪些对我们不好，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利益。
　　成立两大机构是不是集权 是“体外组阁”
　　邵龙豪：很多人认为“国安委”和“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是一种集权表现。
　　吴稼祥：这两个机构跟集权有什么关系？美国有这个机构，是集权吗？台湾也有，怎么不叫集权呢？你可以说在民主条件下这两个机构会受到限制，但是也不证明这个机构成立就是集权的，美国和台湾如果成立了这个机构就是集权，那这种行为不是破坏民主了吗，肯定会遭到巨大反对的，但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吗？
　　在我看来，成立这两个机构只是共产党内部的一种协调机制。都说是集权，那么集权的概念究竟是什么呢？我的定义是，社会、经济、文化三种权力被政府所吸纳，这叫第一层集权；第二，政府的权力被党收了，地方的权力被中央收了，中央的权力被一个人收了，这也叫集权。而不是说产生一个机构就是集权。你看这次公告，我在微博里已经指出，在市场等方面有十四项都是在向社会放权，如果这样子还被称为是集权这不是笑话吗？
　　袁训会：那么，这两个机构的人事安排，会不会也是一些人认为的所谓“集权”的原因？
　　吴稼祥：这个用自己的人很正常。你们看，在民主国家，总统上台也要用自己的人，那叫组阁制，不叫集权。而且政治就是必须用“自己人”，全世界就是这个规则，不然组阁干什么？为什么要组阁呢？他能够用一个不执行自己命令和理念的人吗？民主党上台就是用执行自己理念的人在执政，即使在这个情况下他还要在这些人中间挑选更加能执行自己意志的人来重用，这就叫集权吗？如果你们认为这个就是集权，那么我也可以说，所有西方的组阁制都是集权。
　　邵龙豪：可能一些人会觉得，在美国等民主体制下还有反对党制衡，但我们这儿如果都用自己的人，会有什么力量去制衡呢？
　　吴稼祥：这个制衡就是人民制衡。人民不是消极地，而是会积极地反映和参与变革。他们会看你的改革是真的还是假的，是进一步深化还是走向反动，然后据此来进行配合或者是反对（改革）。一个组织机构本身是中性的，就像你出门坐车一样，你不能说开车出去一定是要去自杀或者一定就要撞人。
　　袁训会：还有人担心这两个机构一旦出现的话，会对现有的政治架构构成冲击，比如说，有人就担心，国务院会因此而架空。
　　吴稼祥：怎么会把国务院架空呢？这都是莫名其妙，杞人忧天。架空也好，不架空也好，目的是为了改革，这是第一条。第二，我觉得不存在这个问题，改革领导小组就是李克强来当组长，怎么会架空呢？第三，如果从事实上来讲，在中国，国务院在某种意义上从来都是空的，哪有不空的？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架空与否，而是这种“污名”都是莫须有的。因为任何一个事物的诞生，都是有很多方面影响的，不能从一面来理解。
　　中国的改革跟改革机构的诞生是相辅相成的，像改革领导小组，那是改革派的机构，反改革派才应该害怕啊，改革派怎么能吓成这个样子呢？就像1980年成立了体改办，当时是一个部级单位，这是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1982年这个改革机构就升级了，叫国务院体改委员会，这个体改委员会的主任就是赵紫阳，总理兼任，所以，我一直认为，这一年才算是真正开始改革的年头。到了1998年的时候它又变成部级单位了，体改办公室，2003年成了一个司级机构了，越来越低，后来就变成国家计委了，你能说那时候的改革进步了？这样的话，你要说集权的话，那这种情况下算计划委员会集权还是改革委员会集权？国家计委把改革办给吞了，你说这是不是集权？所以说，是改革还是不改革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你的改革机构是否有，级别是什么，它的地位提高改革就开始了，它地位下降改革就停滞了，它没有了，改革也就没有了。
　　邵龙豪：但是有些观点认为这是党内集权。
　　吴稼祥：党内是把“组合制”变成“组阁制”，因为他有自己的执行机构，没有这些机构能干什么呢？他不就只能等着任人宰割吗？原来的改革派为什么都没好下场，一方面是因为以前的改革派有些心急，不搞试点，一下全国推开，效益还没产生，恶果就来了，另一方面不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的执行机构才导致所谓的“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吗？。
　　改革不是儿戏，实施起来很不容易。你看，历史上的光绪皇帝还不是依然一败涂地？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你成立一个新的军机处，你说这是集权吗？在我看来，这实际是体外组阁，当年胡耀邦也用过这种办法。当时，邓力群是兼了中宣部部长和书记处研究室主任，整天和胡耀邦对着干，怎么办呢？反正你书记处研究室也用不上了，我就体外组一个阁，专门成立一个书记处办公室，你能说这是集权？就像一个人一样，一辆破车因为发动机坏了不能启动，原来的发动机修不好了，他又增加了一个发动机，怎么可能是集权呢？这是中央内部的权力博弈，我们把这个叫做统一政令，不叫做集权，民众只要理解到这是一个组阁的行为就可以了。
　　再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成立国安委也是一种分权。怎么说呢？军队在当今世界来讲基本都是国防军，没有党卫军。中国现在却基本是党卫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当年做了一个安排，那就是让总书记不仅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也是国家的军事委员会主席，但是因为国家的军事委员会主席里没有执行机构，所以实际上它就成了一个虚职。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就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来领导军队，他以党的名义来领导，因为国家军委主席的身份是空洞的，但是成立国安会，不就是国家军队的一个执行机构吗？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个身份可能就会被另一个机构所支撑，在某种意义上不是分了军权呢？原来中央军委的这些人大部分不在国家里任职，都在党内、军队内任职，现在你有了一个国家安委会的时候，当他愿意用安委会来领导军队的时候就是国家军队了，就是军队要绝对服从国家安全这是底层意义上的分权。
　　第二，这也是对军队权力的限制，因为国安委里有很多机构，除了军队以外，还有国家的外交系统甚至某种意义上的司法系统，这几大系统跟军队在一起权衡，它也不一定是个集权机构，也可能是个分权机构，内部有很多相互的制约，因为它是一个下探机构。这样的话，如果有这个国安委以后，安全部就有可能成为军队在安委会中的一个执行机构，就成为安委会的军队这一部分的军事机构，就可能实体化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成立国安委，对整个国家来说这是多么智慧的一个安排啊。
　　中国现有政治运行机制的最大问题是不确定性
　　袁训会：很多时候，改革确实需要权威。
　　吴稼祥：我们不用这个话说，“改革需要权威”这句话是不对的，改革是需要执行机构，这个说法比较靠谱一点。
　　表面上来讲现今这个执政团队的权威比较大，但是没有执行机构。而没有执行机构，就像一个人没有手和脚，上面的大脑还被很多力量按在那个地方，底下站的地方还有一堆掣肘。这样该怎么执行自己的意志呢？再举个更形象的例子，就像开车的司机一样，确实给了你很多诸如“最佳司机”似的荣誉头衔，而且司机名义上的确具有了一切驾驭权，但是那个方向盘有好几只手搭在上面，或者从背后抓住你，还有一些人坐在你边上，动不动拉一下方向盘，你说这个车好开吗？
　　我觉得这种现象我也可以接受，但是你不要打着一般老百姓的旗号，也不要打着真理的旗号，你就说我们是党派的不同意见。当然中国没有这个正常的权力博弈机制。但是一个社会分成不同的观点，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所以西方实行多党制，就像人要用两条腿走路，因为它有一个选择和平衡，我们现在党内有两派也是很正常的，不是说不正常，不承认它才是不正常的。问题是这样一种互动方式，受害的是国人和老百姓，你给人带来这么多的苦闷和焦躁。但是也不要太过悲观，因为要从西方政治理论来看，你组阁是因为你干几年要轮换，你干不好就下台，其实中国也有制约和制衡的问题，我们的轮换机制也基本形成，十年就是一个周期，干好干不好十年就下去了，没有必要恐惧。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有一个很大的的制约机制就是十年以后会有不同的派系上台。
　　袁训会：但这个机制的问题应该比民主国家还是要大一些的。
　　吴稼祥：它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具有太大的不确定性，而且不是公开的，不见阳光以后就有很多很丑恶的东西，政治就显得比较肮脏，就有可能出现扔氰化钾到你家，出现政敌被人从楼上扔下去，就有可能通过把老百姓弄死以后来制造恐怖事件，这类事件在民主政治中也会存在，但是不可能大规模地拿一般老百姓来作为筹码。这是们这个体制目前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所以，我总说，一个后进国家、后发展的国家，要走到一个现代化正常性的国家，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些运气的。美国人运气好，遇到了华盛顿，台湾人运气也不错，遇到了蒋经国，但是总会有一点痛苦或者考验，我们也有可能会出来这么一个人，但是这不是必然的。
　　公告的指向包含“政治现代化”的实现
　　袁训会：我注意到，这次决定的改革总目标里有这样一句话，那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是一个以前从未有过的提法。
　　吴稼祥：换个说法，实际上它的指向就是“政治”现代化。
　　袁训会：但是从政治学层面来讲，治理民主离政治民主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吴稼祥：这是一个代名词，因为现在他不能直接说出来，但是里面具体内容都有。中国的政治有其特殊性，说和做往往并不完全一致。你不能光看他说的，就像这个报告，你不要看它戴的什么帽子，你要看它站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它这个总目标就是告诉你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就是政治制度的现代化，政治制度现代化难道还能拒绝民主吗？这个报告实际上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纲领性的报告，只是一般人看不懂。我认为这个报告有双重的迷彩衣。第一重就是用经济改革来掩盖政治改革，刚才说的“带帽子”和“站位置”又是一层。
　　袁训会：也就是说，那种说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走向将是“政左经右”的观点也是错误的？
　　吴稼祥：是的。而且在这个报告起草之前，实际上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开始了。31个省市区的政协主席退出常委，而且有可能明年两会期间省委书记都不再兼人大主任了，为什么？异体监督，体系现代化。而如果政协主席放在共产党内，那怎么有效监督？原来政协所有违反党的言论可能都会被制裁，因为你是党的机构，但假如他不在你的常委里面，那他提的建议是在外面提的建议。你现在不能抓他，抓了他会喊的，这是中央赋予的权力，要真正跟你协商。也就是说，同体变成异体，也就形成了制约。而且，这个报告也是一个“家常型报告”，不能一下说这十年能干成多少，他只能说当下能说的话，不可能把所有的底都抛出来。接着还有十九大，十九大以后还有一个三中全会，这个三中全会只能管这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