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萧条(2011年10月—201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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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萧条(2011年10月—2015年6月)
　　本文写于2017年10月21日，仅以此文纪念那个伟大而荒诞的时代
　　第一章温家宝限购限贷房产停涨  伯南克扭曲操作金银暴跌
　　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如中国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前13年那样疯狂的经济增长和价格泡沫。在泡沫的后期，尤其是在温家宝总理推出限购令的随后两三年内，政府的力量企图抵抗历史的趋势，他们利用大量的财政资源甚至不惜动用政府那仅剩的一点点信誉，在大宗市场领域、在外汇市场、甚至在媒体舆论上大肆的托住泡沫，企图将美好的生活继续。
　　至今回忆起那段美丽的时光，手握资产的人们脸上都会露出得意的笑容。那是个美妙的时代，尤其对于资产持有者来说。资产价格在2000到2010年10年的日子里，平均增幅在10倍左右。没有任何一个投资比持有资产享受增值更能令人愉悦的了。由于资产增值的巨大速度，资产持有者终于在人群中脱颖而出，适婚年龄的少女们，在选择婚配对象的时候，毫不犹豫的站在了资产的一边，谁手握资产，那怕仅仅是一间尚未交付的商品房，少女们也愿意拿青春去换取。人们只在乎资产，丝毫不在乎资产后面是些什么人，贪污的官员、盗贼、抢劫犯只要你手里拥有资产，立刻都会成为人们羡慕的对象。高速增长的房地产严重的扭曲着人民的价值观，在有房一族和无房一族中形成严重的对立。无房一族，无法理解自己的收入为何远远的没有房子涨价快，因为对生活、对社会
　　对富人产生了深深的仇恨，在他们的眼里是由于富人的多吃多占，剥夺了他们合法的居住权。而在有房一族心里，钱赚的太过于容易，他们难以理解无房族为何不去贷款购房，因为零首付的出现，意味着所有人均可获得房产，一位著名的女性有房作家，讥讽无房的男人们，“买不起房子的男人不是男人”她这样说道。在她们眼里，无房的男人等同于太监，连性生活的能力都没有了。要知道太监一词对于一个男人是极大的侮辱，无房一族生存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在中国的沿海广州深圳，哪怕是刚刚设立不久的三亚免税区;在内陆的北京、甚至遥远的乌鲁木齐、偏居内陆的西安、银川;就是连位居沙漠的喀什。资产的价格从未下跌，只涨不跌已经成为人们内心对不动产的价格的基本判断。凡是敢于对资产价格的上涨持怀疑态度者，立刻会遭到全面的批判，就连大名鼎鼎号称房产三剑客的时寒冰、张庭宾、牛刀也被人们嗤之以鼻，三剑客的看空言论往往与现实相去甚远，他们那貌似逻辑严密的看空言论，在现实面前屡屡失败，以致于人们怀疑他们唱空的目的，仅仅在于出名而已。那毕竟是一个疯狂的时代，毫无长相可言的芙蓉姐姐，仅仅就因为敢于裸露耍贱,挑战人们心里的底线就会出名；甚至有一个姑娘在北京的地铁里唱歌谋生，也能博取人们的同情心，进而成名；还有据说有个超女，只是因为不男不女的中性性格而一举成名。在那个时代，只要你敢于做出超乎常规的事情，一般来说总会成名。那怕你在监狱里骂了一句党的官员，也会被人们视为英雄。
　　资产价格的推动者首先就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而造成地方政府乐此不疲的推动资产价格膨胀的则是永无止尽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基础投资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开始，便一度成为地方中央拉动经济的不二法门。官员们喜欢政府投资就如苍蝇喜欢粪便一样，因为粗放的投资管理往往会成为官员们捞取灰色收入的理想场所。曾经的河南省，主管交通建设的交通厅长连续三任都因为贪污问题被查处。尽管这样官员们仍然前仆后继。在这疯狂的年代，中国高速公路里程迅速的超过了美国、高速铁路在世界上也是前所未有，整个国家简直就是一个大型的施工工地。房地产建设、公路施工、铁路修筑、市政水利工程，总之神州大地到处都是塔吊。随处都能听到空压机的轰鸣声。
　　既然官员们需要大量的资金投资，而地方财政由于分税制的原因，财源十分有限。资金的问题成为限制地方政府大建、大拆的主要因素。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直接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地方担负过多的社会管理职能，而分得了较少的财政资源。中国主要的流转税营业税（地方企业的归地方，中央企业的归中央）、增值税（25%归地方，75%归中央）、消费税（大部分归中央），基本都进了中央的腰包。税收一旦进入了中央金库，再要划回地方，就需要各个地方政府施展自己的手段“跑部前进”。中央30多个部委，加上国防军事支出，以及有限的转移支付，却集中了中国的80%以上的财源。地方政府掌管着13亿人口多教育、医疗、养老，却只分得区区20%的财政收入。事权财权严重不匹配的直接后果，就是地方怠于行政。无利可图的部门他们从来都不愿意过多的投入资源。中央与地方的博弈最终导致了，地方行政控制能力的减弱，甚至基层行政机关形同虚设。
　　终于在公元2000年左右，中国的资产价格开始膨胀起来。地方政府的好日子来了。地方政府尽管掌握有限的财政资源，但是他却直接管理着成千上万公顷的城镇土地。由于改革从企业改革向要素改革的深入，要素价格得以重估，土地变的值钱了。根据中国的土地法规，土地所有权分有两类，一类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一类是国有土地所有权，国有土地所有权当然的由中央及地方政府履行所有者权利。也就相当于各级政府所有权。法律还规定了，村名的集体土地所有权要转变为国有土地所有权，必须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征收。一旦集体土地被征收为国有土地，就可以合法的招、拍、挂，这样以来，地方政府往往就会打着公共利益的口号，合法的侵占村民土地，高价卖给开发商，进行土地开发。而地方政府取得土地巨额收益，不进入预算管理，只是象征性的缴纳给中央政府1%的土地出让金。
　　地方政府一旦找到致富捷径，立刻改变了其怠于行政的日常习惯，大手笔的投资立刻启动了，全国陷入了红红火火的建设热潮之中。曾经有一个中部并不十分富裕的省份在2009年那波四万亿建设狂潮之中提出了三年投资2万亿的狂妄计划，在一定的时间内博得了人们的关注。随着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单纯的出卖土地已经无法满足巨量投资所需要的天文数字般的资金。地方政府的办法总是有的，于是乎地方融资平台应运而生。根据中国的经济法规，行政机关不能直接贷款，也不得利用行政机关资产做抵押获得融资，但是国有企业却不受这个限制。地方政府创造性的发明了土地融资平台，冠名城市开发公司或者城市投资公司，这些所谓的平台公司实质上就是一个政企不分的怪物，政府通过抢劫农民土地，划拨给所谓的建设或者投资公司，土地公司利用这些土地抵押给银行获得大量贷款。随着资产价值的上升，土地抵押物不断升值，可获得的贷款就会不断增加，土地也成为了银行的优良抵押物而获得银行信赖。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印钞机器，地方政府财源滚滚，经营城市划时代的成为各个地政府的主要工作。
　　当政府的主要工作不是为公民服务而转变成经营城市获利时，那么他就必然的跟资产价格绑定在了一起。也难怪中国的地产大亨任志强放出了“房子不敢跌，跌了地方政府先死”的狂言。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任志强预测房价屡次成功，知名度远远超出了那三位只知道读死书的地产三剑客。任志强深深的知道房地产已经不是单纯的房子，当它跟地方政府绑在一起的时候，注定了它具备了金融属性，房子不是盖来住的，和其他抵押品一样，他就是用来获取银行贷款，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融资。有了地方政府倚靠土地融资大扩大建的榜样，民间利用房地产进行融资放大资金杠杆，疯狂的炒房开始了。在有钱人的眼中房子不是用来居住，，而是用来获取远比一般贷款利息低的多的按揭贷款的。最疯狂的时候，按揭贷款没有任何限制，甚至出现了零首付的炒作方式，你不用出一分钱，就可以获得无数套房子，前提是你只要能按月归还银行贷款就是。更有甚者，开发商可以帮你归还半年到一年的月供，只要你持有够一年，房子都已经远远的升值了，房屋租金都足以支付月供了。在中国有一帮目光敏锐的温州人，他们依靠出口贸易获得了大量的资金积累，生意人的眼光促使他们发现了炒房这个大好商机，于是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温州炒房团”，他们财大气粗，如同蝗虫般的扫荡着全国各地的新开楼盘。社会各个阶层无心生产，资金直接或间隔的投入了房地产中。历史证明，当一个国家倾全国之力炒房时，房子不可能不迅速的上涨。
　　政府在经营城市赚钱的同时，当然还得顾及低收入群体的利益。否则它将失去执政合法性。正因如此，中央政府做为执政党的总代表，深刻的感受到了危机，他们热爱房地产，同时从他们的眼中也看到了恐惧。但是毕竟贪婪总是战胜恐惧。执政合法性与短期获利面前，他们不时的选择后者。处于维护弱势群体尊严的考虑，中央政府总会出台一些不痛不痒的所谓调控措施。无外乎对二手房加征个人所得税、适当提高利率、提高按揭贷款成数。与其说这是为了降低房价，更不如说这是为了牟利更好一些。地方靠房地产赚钱，中央则靠房地产拉动就业，获得社会稳定。终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揭开中央及地方政府的伪善面具。用中国的一个成语，叶公好龙来描述中央和地方的态度最为恰当不过了。口口声声说要降低房产价格、关注民生的地方中央大员，看到房价下跌10%左右的幅度，终于坐不住了。2008年11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一次性下调存贷款利率108个基点，创11年来最大降息幅度。居民购房贷款比例调为20%，免除印花税，契税降低至1%。地方政府迅速跟进，有的地方购房地方政府直接性的给予财政补贴。用地方财政收入去补贴暴利的房地产开发商，用微弱的财政补贴去鼓励居民购买已经飞在天上的房地产价格。人类历史上有比这更坏的恶政吗？不仅如此，温家宝总理要求地方政府立即启动投资，明确要求“要快、要狠、要准”，地方政府有了这个尚方宝剑，生怕少花了钱，恨不得一次性花掉中华民族未来一万年的财富。轰轰烈烈的救市运动，迅速的拉动了房地产、大宗资源的价格。短短两年时间房子价格接近翻倍。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奇迹。从长远来看，只要不是即将灭亡的政权，不动产全国性的2年时间翻倍，从未有过。
　　中国的大规模救市，一定程度上帮助欧美迅速的摆脱了危机。因为大规模基建项目对铁矿石的巨大需求，中国的救市，直接将以澳元汇率为代表的大宗材料价格顶在了高位。本来就已经走错的路，结果还要错上加错，四万亿救市所积累的问题可想而知。救市的直接结果，就是物价的大幅上涨，官僚集团大发其财，百姓确要独自承担恶性通胀的后果。低收入无房群体两年时间不到，就要多花几十万的购房款，而他们的工资只有区区两三千元。贵州省瓮安县的老百姓因不满警方对一个溺亡少女的调查结论，几万人聚集县城打砸烧，烧毁了县委县政府以及执法机关办公大楼。一个溺亡少女能引起人民攻击政府，对于高物价的不满、对于政府的不信任应该占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暴政直接导致暴民，烦躁的充满铜臭味的政治、必然导致公民性格和行为的过激。江苏省的启东县、四川省的什邡市因为环境问题打砸烧政府机关，也是公民积蓄不满情绪的爆发。
　　高物价、高房价已经成为顶在各级政府头顶的炸药包。稍有不慎遍会人亡政息。此时各级政府心中的恐惧战胜了他们心中的贪婪。尤其是中央政府——执政合法性的总代表。不得不强力的紧缩经济。虽然说是紧缩，但是庞大的地方债务以及高负债的炒房经济严重制约了紧缩的力度和方式。四万亿投资的结果使得地方债务飙升至30-50万亿的规模，与全国GDP相当。利率上调1个点，直接产生的债务利息就达到了3000-5000亿，毫无疑问，如果不断的使用利率工具，高负债的各级主体是承受不了的。迫不得已，也是心存侥幸，不想过早的结束美妙的迷梦。央行在数量和价格工具方面不得已选择了数量工具，仅仅2010年全年就上调存款准备金率6次，直接冻结资金2万多亿元，加上货币乘数，冻结资金达到了10万亿的规模。这就出现了奇怪的一幕，市场资金紧张，但是银行的存贷款利率确十分低廉。有限的资金加上过低的利率，这一矛盾的现象在被高度垄断的银行系统罕见的出现了。实体工商业者突然发现，一夜之间，银行不在给自己提供贷款，要贷款可以，必须通过地下钱庄以远远高于银行基准利率的利率贷款。其实在中国各种所谓的地下钱庄、私人贷款公司都是所谓的民间能人，有的甚至就是银行的员工和其近亲属所有。这样中国的银行信贷由公开的低利率（实际上根本无法贷到）变成了暗地里高利率（银行通过第三方放贷，绕开监管）。由于此时资产价格还在泡沫期，民间借贷、银行理财、信托理财等绕开银行监管的融资方式大行其道。中国政府统称为影子银行。这样一来实际上相当于变相的提高了存贷款利率，使得中央政府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调控变成了实际上疾风骤雨式的调控。房地产以及相关行业开始降温。
　　2011年1月26日国八条出台，创新的使用计划经济手段来调控房地产市场即全国推行限购令。其主要目的是冻结房地产市场的成交量，将购房群体锁定在少数符合限购政策的刚需身上。因为没有成交量，获利出逃资金没人接盘，难以撤退。即使大规模的杀跌也不会刺激多大成交量。所以新政一出，房地产价格立即被冻结了。全国地产处于高位横盘的状态，成交萎靡。
　　2011年10月被市场给予极大期望的美国量化宽松第三轮并没有如期兑现。伯南克通过长债换短债的所谓扭曲操作替代了量化宽松。给市场传达出了紧缩的信号，2011年10月黄金、白银、大宗商品暴跌，跌幅超过20%。美国的一个紧缩预期，随即引爆了欧洲债务危机，使得欧洲债务危机进入生死存亡时刻，拉开了新一轮经济危机的步伐。
　　随着欧债危机的深入发展，中国外贸全线沦丧。欧元暴跌，加之人民升值，出口企业如履薄冰。这个曾经给中国带来三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外贸出口业，冰冷到了极点。外贸出口结束了高增长的顺差，甚至出现了逆差。要知道中国实行的强制结汇的外贸体制，外贸部门每赚一美元，就能通过银行的强制结汇，给市场释放7元左右的人民币资金，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外贸顺差就是中国发行货币的基石。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累计了3万亿美元的储备，也就相当于给市场释放了将近21万亿的人民币资金，如果再算上货币乘数，这个资金将达到七八十万亿的规模。既然此刻外贸转入逆差，反过来说，就相当于不断的从市场里抽取资金，给原本已经降温的市场雪上加霜。
　　2011年10月经济迅速的冷却了，由狂热增长到冷却还不到3年的时间。用中国的古话来说就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为了弥补外贸逆差造成的资金流失，维持资产价格的高位稳定，中国央行又匆匆拉开了降准备金的大幕。短短一年不到，政策立刻调转了方向。用中央领导人王岐山的话来讲，“宁要不均衡的发展，也不要均衡的衰退。”在发展与衰退之间，中央更倾向于发展，甚至可以不管发展是否健康，甚至错误的发展也能忍受。
　　现在回过头来，2011年10月中美欧三大经济体同时陷入被动的紧缩，正是这个转变，在经过2012年的高位横盘后，终于不可避免的造成了2013年6月爆发的大萧条，在世界历史上重重的留下了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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